抗战爆发之前，刘伯承因为担任总参谋长，基本上没有亲自带过兵。直到抗战爆发，他才受命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师长，这时他从幕后指挥转到了直接带兵的角色。
一个优秀的参谋不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官，但刘伯承恰恰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两种角色，一方面作为参谋长，另一方面又作为指挥官。他的指挥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一二九师的组成是以红四方面军为基础，再加上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而成。刘伯承大部分时间都在红一方面军工作，但担任师长之后，无论是红一方面军、四方面军，还是陕北红军的干部和战士，刘伯承都一视同仁。当部队内部发生争执或不团结时，他总是首先批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，而不是偏袒。 一个能否成为优秀的指挥官，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识别和利用部下的优点，并根据这些优点进行合理的安排和使用。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来自工农背景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猛。刘伯承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任用了一些在四方面军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干部，比如陈锡联等人。此外，刘伯承还不忘对这些干部进行文化教育，尽量让他们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。每当有机会，他都会鼓励和督促这些干部补充文化知识。在刘伯承的影响下，陈锡联等曾经的老大粗指挥员，开始重视学习文化知识，并且变得更加尊敬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。刘伯承自己非常爱读书，涉猎广泛。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，他并不认同曾国藩，但他对曾国藩的《家书》评价颇高，认为其中有许多见解并非腐儒之见，而是可以借鉴的智慧。书中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，提到要尽早选拔替手，他说：办大事者，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。这里的替手指的就是助手。刘伯承读到这一段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。作为参谋长出身的他，深知幕僚在指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。在一二九师，刘伯承亲自组建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参谋班子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各个都非常有能力，且工作效率极高。刘伯承非常信任这些助手，给他们充分的空间进行情报搜集、策划决策，确保作战指挥过程中不会出现单打一的情况。 部队能够听从指挥，幕僚又足够得力，这样就能保证指挥作战事半功倍。正如刘伯承在给卡尔逊介绍时所说，抗战期间他曾带领一二九师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战例，展示了高超的指挥能力和优秀的作战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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